顧城的一些回答，見《顧城詩全編》（上海三聯書店，1995）：
‧讀者只要能從詩中，找到一些自己的過去和未來，似乎就夠了，
‧在我熱愛小人書的年代，也曾翻到過惠特曼的書。當時我很吃驚，這不是瘋子？說話前言不搭後語。那為什麼又印出來了？印的人也瘋了？那他媽媽也不管管他？可怕！可怕的東西並不少，魯迅和屈原也……好在他們都比我大，不歸我管，我繼續看我的小人書。
‧追求是要付出代價的，在荒地中尋找新路時，迎接你的荊棘將永遠多於花朵。生活是這樣，在作者學習創作的過程中，也是這樣。未知的一切和年齡都決定了，他將不斷在瞬間失敗，繞路、擱淺、觸礁、甚至永遠沉沒。
‧我以為一切真正美的詩，都具有積極的社會意義。
‧有的朋友問我：詩歌如何表現現實生活，這條路應該怎麼去走？怎麼說呢？我走的彎路多得要命，至現在還沒有拐回來。其實，從大的角度來講，沒有人能夠真正知道這個問題，而只能接近它，
‧他們〔指屈原、但丁、惠特曼等偉大詩人〕在生活中一敗塗地，而他們的聲音，他們展示生命世界，則與人類共存。
‧人類的電流都聚集在他身上，使他永遠臨近那個聚變、那個可能的工作，用一個詞把生命從有限中釋放出來，趨向無限。使生命永遠自由地生活在它主宰的萬物之中，他具有造物的力量。
‧（問：你對讀者的希望是什麼？）
把忘記的想起，把想起的忘記，在詩中看到自身。
‧生活是雜亂無章的、不負責任的，為我們帶來一切，把生命的碎片散落在河床上。那些細小的光——黃金閃耀，預示著一種可能，詩人的工作就是要把破碎在生活中的生命收集起來，
‧鳥用清脆的翅膀撫摸天空。我寫。
‧我相信每一個人都在噩夢裡，只要一句話就可以讓他們醒來，世界會完全不同。
‧我寫：我想在大地畫滿窗子／讓所有習慣黑暗的眼睛／都習慣光明。我寫《布林進行曲》也寫《布林不進行曲》「拿餐刀上前線去／背著水瓶找你」，「一百個小孩哩／站著過生日／可以拿著餅／一起走出來」。這是一種天然對立的心態，你既不能存在，又不能不存在。我潛入自我意識，想判明自身，但每次忽然升起的光明，都把我帶入更深的黑暗，這種悖論嚴酷地體現在文字上。
‧詩可寫可不寫，它到人間來，不由詩人決定，由它自己決定。
詩人不過是個守株待兔的人，經過長久的等待，他才發現，自己就是那只兔。
‧詩是很有意思的，它不會停留，對於與時同往的人來說永遠是瞬間。它在事物轉換的最新鮮的剎那顯示出來，像剛剛凝結的金屬，也像春天。它有一種光芒觸動你的生命，使生命展開如萬象起伏的樹林。
人總懷有私心，想捕捉這美好的一瞬，想把彩虹做成標本，用一根針來固定它，他們總沒有成功。
詩已在瞬間做完了它的遊戲，它已遠去，只剩下沒有生命的歷史在黑暗中，像泥石流一樣遲鈍。
‧（問：面對世界的環境污染、面對原子戰爭、面對人類集體自殺的危險，你這樣的信念有什麼(哲學、宗教)現實或理論的基礎？）
詩人的信念如果僅僅來自這小小的發瘋的現實，怕早就無以存身了，
‧（問：你曾經說過：新的自我用新的表現方式打碎迫使它異化的模殼，將重新感知世界。
我對這個問題特別感興趣。
我學得20世紀人的異化是歷史和哲學問題的、工作和生活條件的結果。
「朦朧詩」怎麼能幫助人克服20世紀的異化現象？）
問題提到這樣的程度，讓人覺得嚴重。我不知道20世紀是什麼？是個大樓？還是小房子、還是個賣票的地方？不久前有四個法國學生走遍世界，到處問人對20世紀的看法，也問到了我。我告訴他們：我沒有住過那麼大的地方——20世紀，也沒有住過那麼小的地方——20世紀。
人最早住在洞穴裡，外邊是忽明忽暗的空氣，沒有時間，也沒有世紀。他們像昆蟲一樣爬、跑或跳，手上沾了紅土或黃土。不知怎麼他們開始在洞壁上畫畫，這真是個非常時刻，就像亞當、夏娃吃那個蘋果一樣，忽然就跌進人間、失去天國。他們畫的第一個線條繞在他們手上，糾纏不清，於是文字、價格、國家、汽車、定律滾滾而來，使他們興奮掙扎，不知所措，直到我們說話的這間教室。
我們都看到樹被巨藤纏死的情形，我們在解開這個結之前，就該想想，我們是樹還是藤，還是另外什麼，樹是不是依靠藤活著，我們克服異化的努力是不是另一種異化的繼續。
「我努力著
好像只是為了拉緊繩索……」
在這反覆的夢魘之中，詩悄悄走過，使世界變白，像病房，使人想起在洞壁上畫畫的最初的一瞬，想起那一瞬之前，沒有語言、沒有思想也沒有死亡的快樂，昆蟲在露水中爬，自然生生滅滅，成為花束。
願文字有這樣的氣息，使文字消失、人消失，生命醒來時發現自己是一樹鮮花，在微風中搖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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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為最後一段而想將這些話打下來。但其實讀時想，真是天真爛漫，我想的是，醒來時發現自己是鱷魚的舌，濕滑黏膩、腥臭，因為恐懼尖利的齒與一切，期盼能趕緊被嚼碎吞下。
標題是阿爾貝蒂的話，也是從這書裡記下來的。
我需要，一句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