顧城的一些回答,見《顧城詩全編》(上海三聯書店,1995):
‧讀者只要能從詩中,找到一些自己的過去和未來,似乎就夠了,
‧在我熱愛小人書的年代,也曾翻到過惠特曼的書。當時我很吃驚,這不是瘋子?說話前言不搭後語。那為什麼又印出來了?印的人也瘋了?那他媽媽也不管管他?可怕!可怕的東西並不少,魯迅和屈原也……好在他們都比我大,不歸我管,我繼續看我的小人書。
‧追求是要付出代價的,在荒地中尋找新路時,迎接你的荊棘將永遠多於花朵。生活是這樣,在作者學習創作的過程中,也是這樣。未知的一切和年齡都決定了,他將不斷在瞬間失敗,繞路、擱淺、觸礁、甚至永遠沉沒。
‧我以為一切真正美的詩,都具有積極的社會意義。
‧有的朋友問我:詩歌如何表現現實生活,這條路應該怎麼去走?怎麼說呢?我走的彎路多得要命,至現在還沒有拐回來。其實,從大的角度來講,沒有人能夠真正知道這個問題,而只能接近它,
‧他們〔指屈原、但丁、惠特曼等偉大詩人〕在生活中一敗塗地,而他們的聲音,他們展示生命世界,則與人類共存。
‧人類的電流都聚集在他身上,使他永遠臨近那個聚變、那個可能的工作,用一個詞把生命從有限中釋放出來,趨向無限。使生命永遠自由地生活在它主宰的萬物之中,他具有造物的力量。
‧(問:你對讀者的希望是什麼?)
把忘記的想起,把想起的忘記,在詩中看到自身。
‧生活是雜亂無章的、不負責任的,為我們帶來一切,把生命的碎片散落在河床上。那些細小的光——黃金閃耀,預示著一種可能,詩人的工作就是要把破碎在生活中的生命收集起來,
‧鳥用清脆的翅膀撫摸天空。我寫。
‧我相信每一個人都在噩夢裡,只要一句話就可以讓他們醒來,世界會完全不同。
‧我寫:我想在大地畫滿窗子/讓所有習慣黑暗的眼睛/都習慣光明。我寫《布林進行曲》也寫《布林不進行曲》「拿餐刀上前線去/背著水瓶找你」,「一百個小孩哩/站著過生日/可以拿著餅/一起走出來」。這是一種天然對立的心態,你既不能存在,又不能不存在。我潛入自我意識,想判明自身,但每次忽然升起的光明,都把我帶入更深的黑暗,這種悖論嚴酷地體現在文字上。
‧詩可寫可不寫,它到人間來,不由詩人決定,由它自己決定。
詩人不過是個守株待兔的人,經過長久的等待,他才發現,自己就是那只兔。
‧詩是很有意思的,它不會停留,對於與時同往的人來說永遠是瞬間。它在事物轉換的最新鮮的剎那顯示出來,像剛剛凝結的金屬,也像春天。它有一種光芒觸動你的生命,使生命展開如萬象起伏的樹林。
人總懷有私心,想捕捉這美好的一瞬,想把彩虹做成標本,用一根針來固定它,他們總沒有成功。
詩已在瞬間做完了它的遊戲,它已遠去,只剩下沒有生命的歷史在黑暗中,像泥石流一樣遲鈍。
‧(問:面對世界的環境污染、面對原子戰爭、面對人類集體自殺的危險,你這樣的信念有什麼(哲學、宗教)現實或理論的基礎?)
詩人的信念如果僅僅來自這小小的發瘋的現實,怕早就無以存身了,
‧(問:你曾經說過:新的自我用新的表現方式打碎迫使它異化的模殼,將重新感知世界。
我對這個問題特別感興趣。
我學得20世紀人的異化是歷史和哲學問題的、工作和生活條件的結果。
「朦朧詩」怎麼能幫助人克服20世紀的異化現象?)
問題提到這樣的程度,讓人覺得嚴重。我不知道20世紀是什麼?是個大樓?還是小房子、還是個賣票的地方?不久前有四個法國學生走遍世界,到處問人對20世紀的看法,也問到了我。我告訴他們:我沒有住過那麼大的地方——20世紀,也沒有住過那麼小的地方——20世紀。
人最早住在洞穴裡,外邊是忽明忽暗的空氣,沒有時間,也沒有世紀。他們像昆蟲一樣爬、跑或跳,手上沾了紅土或黃土。不知怎麼他們開始在洞壁上畫畫,這真是個非常時刻,就像亞當、夏娃吃那個蘋果一樣,忽然就跌進人間、失去天國。他們畫的第一個線條繞在他們手上,糾纏不清,於是文字、價格、國家、汽車、定律滾滾而來,使他們興奮掙扎,不知所措,直到我們說話的這間教室。
我們都看到樹被巨藤纏死的情形,我們在解開這個結之前,就該想想,我們是樹還是藤,還是另外什麼,樹是不是依靠藤活著,我們克服異化的努力是不是另一種異化的繼續。
「我努力著
好像只是為了拉緊繩索……」
在這反覆的夢魘之中,詩悄悄走過,使世界變白,像病房,使人想起在洞壁上畫畫的最初的一瞬,想起那一瞬之前,沒有語言、沒有思想也沒有死亡的快樂,昆蟲在露水中爬,自然生生滅滅,成為花束。
願文字有這樣的氣息,使文字消失、人消失,生命醒來時發現自己是一樹鮮花,在微風中搖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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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為最後一段而想將這些話打下來。但其實讀時想,真是天真爛漫,我想的是,醒來時發現自己是鱷魚的舌,濕滑黏膩、腥臭,因為恐懼尖利的齒與一切,期盼能趕緊被嚼碎吞下。
標題是阿爾貝蒂的話,也是從這書裡記下來的。
我需要,一句話。